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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朗:中国文化的“变化”智慧

2022年06月07日

  “变化者,乃天地之自然。”在中国文化中,与“化”相关的词语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,如造化、变化、美化、丑化、教化、感化、点化、进化、退化、强化、弱化以及内化、外化、物化、异化、同化、文化等。

  据考证,“化”字甲骨文造字本义为一个头朝上站立的人和一个头朝下的人,表达人由昂首挺立到头向下的变化过程。汉代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化,教行也。”可见,“化”字有两个核心含义,即“大化流行”的变化之意与“人文化成”的教化之意。

  现代科学证明,世界处于运动变化的过程之中,“化”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。大到星河宇宙,小到尘埃粒子,无不如此。中国古人基于肉眼观察和哲学之思,也认识到了“化”之恒常与普遍。《周易》强调,阴阳流转不定,不断变化,这就是道;万物生生不息,这就是易。

  《老子》是道家学派的代表,其一个重要的论断就是道的变动不居、不可规定,故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“道之为物,惟恍惟惚”“独立不改,周行而不殆”。一旦言说,就是给了它定义,就是拘碍,就不再是真常之道。

  庄子对万物生化之理说得更为透彻。他认为,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是“方生方死,方死方生”。刚刚生成就开始消亡,一物消亡的同时新的一物开始生成。这个“生—死—生—死”永无止境的过程,就是“化”之生生不息的道理。

  庄子还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,说大道造化是冶匠,天地是熔炉,万物就是冶匠铸造出来的器物。造化把你铸成人就是人,没什么可喜,又把你铸成他物,就要自然而然地为物。“万化而未始有极”,可以说符合当下对于物质不灭的基本认识。将变化之理延伸到社会生活,就是对社会不断发展变化这一认知的肯定。

  相对于儒家“天有常道矣,地有常数矣”“天不变,道亦不变”之类对“经”与“常”之稳定性的追求,以及“贵远贱近”的崇古倾向,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坚持“时移世改,理自然也”,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。

  在葛洪看来,“远古质朴,盖其未变,民尚童蒙,机心不动。譬夫婴孩,智慧未萌,非为知而不为,欲而忍之也”。各家极力称道效法的上古淳朴之世,其实是民智未开的结果,生产力低下。甚至,经学家奉为圭臬的经典《尚书》《毛诗》,也不如今文之清富赡丽。

  基于这一进步的历史观,葛洪强调社会体制当随世而移,“三王不相沿乐,五帝不相袭礼”。所谓“常制不可以待变化,一途不可以应无方,刻船不可以索遗剑”,正得变化之道的精髓。

  葛洪不仅是道教理论家,还是炼丹家、医药学家。他对炼丹术进行了理论建构,其所论炼丹原理即以“化”为根本,强调天地万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,物物之间并无严格界限,炼丹、炼金皆不过是借“化”之势而促成之。

  葛洪说:“云雨霜雪,皆天地之气也,而以药作之,与真无异也……至于高山为渊,深谷为陵,此亦大物之变化。”这种以万物之“化”为炼丹术根本依据的取向,在千余年之后被近代化学的翻译者完美继承。

  可见,将炼丹等早期化学实践与变化之理有机结合起来,葛洪功不可没。而以“化”为基础的进步历史观,更显现了葛洪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与深邃。



作者丨袁朗胜游亚洲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

来源丨解放日报

编辑丨梁欢

编审丨郭文君